走向新未来——“全域开放”视角下的成都发展与思考

2013-02-25 来源: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编辑: 邹思

摘自“汇聚力量实施‘全域开放’战略,全力助推建设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”专题协商会
《走向新未来——“全域开放”视角下的成都发展与思考》
发言人:成都市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 汤继强

习近平同志强调,发展才能自强。可以肯定,新一轮加快发展的热情将更加亢奋,区域发展的形势和竞争也将发生重大变化。对此问题的思考,我之前提出过两个命题,一个是“新区改变中国”,一个是“向西是高地”。新区实际上是指具有体制机制优势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的区域,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。在我看来,“向西是高地”可能是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新的趋势,对成都而言就是发展的重大机遇和信心所在。

在这种背景下,成都市提出“全域开放”,非常及时,非常重要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30多年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多年后,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,即反映了成都长期以来开放不足、开放不力的问题,这是难能可贵的反省,也是奋起直追的宣誓。事实上,这可能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共性问题。我所知道的,沿海发达地区党代会报告对开放的提法,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更注重于“开放型经济体系”建设,天津的表述是“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”。这些地方都没有具体有形的关于开放的战略提法。地处内陆的重庆、武汉、西安等,则对开放看得很重,重庆是“建设内陆开放高地”,武汉是“扩大开放包容度,提高国际化水平”,西安提出“建设成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”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陆地区普遍面临着开放不够的问题。实践证明,谁在开放上动作到了位,谁在改革上措施到了位,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抢得先机。

所以,对于“全域开放”必须抛弃简单的理解,必须从多个维度加以立体解读:
第一个层面,物理空间的开放

成都是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区“三中心两枢纽”,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,成都的“硬环境”上了一个台阶。例如,30年前成都没有一家五星级酒店,到今天建成运营和正在建设之中的就达数十家;过去成都戴着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帽子,久安一隅,成为全国交通路网的末端,到如今“天堑变通途”、末端变枢纽,正在奋力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,等等。但是,物理空间的开放差距仍然十分巨大。

一方面,我们传统理解的包括交通路网在内的基础设施差距尚未完全弥补。比如,在今天高铁、动车交通跨越式发展中,东部的大多数地区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跨省,而成都还做不到,限制了大宗商品的运输和大多数人的旅行。

另一方面,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世界级水平高科技产业的进入,对成都的基础设施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。比如,发展互联网、软件产业需要低成本的网络带宽,精密的IT产业生产制造需要高可靠、高稳定的供电、供气等。过去,我们搞传统制造业的时候,有电就不错了,就习以为常了,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。今天像英特尔、富士康这样的项目一来,我们才知道,还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做,方方面面的配套设施要进行改造升级。

更重要的是,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,使我们认识到,一个城市的开放很重要一点是要让外来的人、让全世界的人来了以后能够感觉到方便、舒适、宜人,所以市委提出来要打造“体现国际品质的生活服务环境”,才有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很深、需要切实加快的国际学校、国际医院、国际社区以及相关的文化娱乐、餐饮休闲等相关配套的问题。

对策与建议:

在物理空间层面,按照“交通先行”、“立城优城”战略,我们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交通和基础设施规划,目前正在实施当中,这里补充建议两条:
第一,进一步加大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的治理力度,尽快改善成都的生态环境,真正建成“美丽成都”。

第二,协调民航、海关、商检、铁路、电力以及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联通等中央直属机构和企业,一方面要把既有的规划落实下来,从蓝图变成现实,另一方面要减少人为障碍,充分发挥已建成基础设施的能力和作用。

第二个层面,制度空间的开放

从经济学上讲,制度也有一个需求与供给的问题。站在“全域开放”的角度,对于与之相应的制度变革的需求从来没有消失、没有减弱。现在的问题在于,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,问题依然很多。

一是某些阻碍开放的制度障碍还很强大。今天,我们在“加强监管”的名义下,还干了很多违背开放的事情,人为设置了很多的门槛,阻碍了资本和人才的进入,甚至是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链条。比如,大家讨论最多的,对于民营经济进入某些领域所遭遇的歧视、“玻璃门”等问题。这些看起来是对内开放的问题,实际上对于对外开放也至关重要。大家不能忘记,上个世纪末,“国民待遇”就曾经是外资最主要的诉求之一。更重要的是,只有消除这些障碍,才能让一个地方的经济呈现出巨大活力,才能对外部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产生最根本的吸引力。

二是制度对于提高全社会的可预期性、确定性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。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有太多对于确定性的迫切渴望。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、真正文明的社会,一定是一个讲规则的社会。现在,我们社会最大的风险,就是没有规则,没有规则就无法预期,就没有确定性可言,风险于是就接踵而至、不断放大了。我曾经听到一些世界500强企业的人讲,对于成都政府的服务是满意的,但是,对于在成都运营发展的整个环境来讲,还是感到可预期性不够。我还曾经听到有从外地到成都做工程的老板抱怨,在成都搞定一个工程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打点,在他看来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国内某些风气败坏的地方,明码标价,至少可以一开始就能够准确的估算成本。这当然是笑话,但让人深思。

三是现有制度体系下的主动创新不够。孙中山曾经说过,同样一本圣经,有的国家读出了繁荣,有的国家读出了落后。今天,同样是一份中央的红头文件,东部读出了富强,西部读出了落寞。成都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,但是,我们的政策是不是真正用好、用足了?据我所知,除了在国土方面有一些突破,其它方面好像还不多。同时,我们也还需要争取更多的先行先试的权利。比如,同样是金融政策,连温州、泉州这样的城市都获得了国家先行先试的牌照,温州拿到了金融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,泉州还被国家授予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”的牌子。另一方面,今天的新兴产业、新的产业业态层出不穷,这种创新型的经济,它所需要的配套政策远不同于传统产业,需要认真研究,创新性地进行制度资源的配置。

对策与建议:

制度层面的问题千头万绪,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都很广,这里,择要提出几点建议:

第一,继续改进政府服务,特别要领导带头,权力机关带头,在办事公开透明上下大功夫,构建一个规范透明的政务服务环境。透明就是国际惯例。成都要能够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可预期。

第二,改革成都的产业人才培养体系。我们经常讲,成都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,但是产业发展中反应出来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。我们确实不缺乏初级的人才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才,但是我们的确缺乏高端人才、熟练人才、专业化人才、国际化人才。现在的教育体系不支持、不支撑我们的产业发展,就连农村的同志都又开始讲新的“读书无用论”了。人才是锻炼出来的,培养人才最关键的是要贴近产业,这方面德国、新加坡、韩国等都有十分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。

要针对成都的IT产业、汽车产业等重点产业,系统设计、改革和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、培训体系,引进著名的国内外培训机构,贴近产业发展主战场,开展各类培训,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产业专才。加强与在蓉高校的合作,探索有较强产业需求针对性的院系专业设置。同时,大力引进高端人才,由政府搭台、营造好环境,以企业为主体,成立由行业专家、企业家组成的人才引进考评小组,用市场化手段为企业量身打造引才计划,聚集一大批复合型人才、领军人才、国际化人才。

第三,争取金融创新改革的政策支持和实践突破。成都是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,但是,据我了解,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统计,四川包括成都,我们的金融资源是净流出、“逆差”,说白了就是成都借钱给沿海发达地区、东部沿海城市,相当于是“穷人借钱给富人”。改革开放30多年,中国人民有钱了,这是重要的战略机遇,也正因为如此,国家才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。成都应该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,在金融创新上先行先试,大力发展各类微型金融、草根金融,探索发展手机银行、移动支付,让成都变成“聚宝盆”,动员全国的钱、全世界的钱,推动成都大投入大发展。

第四,创办“成都研究院”。采用全开放式模式,高水平、高起点汇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、了解国内情况,特别是了解成都、四川以及西部情况的国内外专家学者,创办建立“成都研究院”,真真正正、平心静气地搞好成都的发展研究,找寻国际国内的利我机遇、发现国家政策“为我所用”的创新空间和着力重点,为成都发展做好兼顾战略性和战术性的政策设计。

第三个层面,心灵空间的开放

真正的封闭是什么?是心灵的封闭、心灵的自满,只有心灵的开放才是最根本意义上开放。陶渊明讲“心远地自偏”,反过来,“心不远地就不偏”。现实的问题在于,我们心灵上的禁锢太深。过去,我们讲要打破“盆地意识”,现在看仍然一点也不过时。

一个是标准问题。我们经常讲,要树立全球视野,但是,很多时候,我们仍然是“心灵不出川”,忘记了要用世界的眼光、国际化的标准来检验我们的工作、来思考我们的工作、来定位我们的工作。前一段时间,网上一个帖子闹得沸沸扬扬,说的是成都休闲文化。其实,成都休闲意识浓厚,“少不入川,老不出川”是一个城市幸福感的来源之一。但是,如果我们的干部、普通公务员的心灵“不出川”,那就是“越堕落越快活了”。

一个是心态问题。开放的心灵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、看到自己的差距,要有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。这些年,成都的发展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,但是,我们不能够躺在功劳簿上,要与时俱进、永不满足。对外宣传可以多讲成绩,但对内要保持清醒,要多看问题、多找不足。最近,在学习省委王东明书记讲话时,市委也一再强调要“大力强化反骄破满意识”。唯有自我批判,才能有自我革新、自我进步。

对策与建议:

心灵空间的开放,核心问题是人。从个体看,是人的观念;从群体看,是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的风气。这里,提几条建议:

第一,创建设立“成都市对外交流合作基金”,加强和鼓励对外交流交往。鼓励和资助本地人才到国外、到发达地区去学习、研究,包括干部挂职锻炼等,也鼓励外面的人才到成都来学习、研究。只有开阔的视野,才有开放的心灵,管制下的人格,难有创造力的发挥。要加大我市党政干部出国学习培训的力度,不应该“谈虎色变”,还应该留出更大的空间,多走一走、看一看,学一学人家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。要鼓励和帮助我市企业家、专家学者出国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交流活动。要鼓励和帮助有条件的企业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,运用更广泛的世界资源,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市场。充分发挥和鼓励我市的宣传系统,在宣传营销成都的同时,要更多地把外面的信息带回来,让广大市民能够全方位地“睁眼看世界”。要特别注意新媒体时代的新特点、新变化,加强运用新的传播手段和工具,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服务。

第二,要形成党政干部选人用人的良好风气。可以讲,我们的机关充斥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潜规则,有一大批“南郭先生”、“混世魔王”在贻误发展战机,错过一次次开放发展的大好时光。我们要改革 “画地为牢”、“刻舟求剑”的选人用人机制,“不以人划线,不以线用人”,不戴着有色眼镜用人,真正打破一些条条框框,不拘一格地把那些德厚、志远、能强的干部用起来,形成真正能激发干事创业激情的选人、养人、用人机制和氛围。

第三,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,要打破“权大真理多”的思维,领悟“邹忌讽齐王纳谏”的深意,真正做到有宽广的胸怀,更多地相信群众、相信基层的智慧,允许各种言论包括刺耳的言论、甚至可能不正确的言论有渠道正常地发出来,虚心地听取批评和意见。

2013年6月全球《财富》论坛要在成都举办,这是一次对外开放的重大事件。从成都所处的大环境来看,国内外媒体关于成都从“二线城市”向“一线城市”跨越的呼声很高,这是成都历史上宝贵的机遇期,我们不能为办会而办会,既要举全市之力,全面整体地发动起来,确保办好《财富》论坛,又要有效发挥和形成“后《财富》论坛效应”,千万不能让《财富》论坛一阵风过,烟消云散。从现在开始,我们就要为《财富》论坛以后的“成都怎么办”做好准备,让《财富》论坛真正留下许多宝贵的财富,要产生放大效应、倍增效应、边际效应,使之成为成都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。

当今世界波诡云谲,变幻莫测。大野多钩棘,长天列战云。谁能把握未来趋势,谁就可能赢得未来。我想,只要我们抢抓机遇、全域开放,励精图治、创新突破,成都就一定能够在西部大开发中走在前头,并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走向新未来。